在上海临港滴水湖畔举办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与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分子医学研究院院长谭蔚泓同时关注到了青年科学家力量的储备和培养问题。

　　生命科学与产业论坛一开场，莱维特就出人意料地甩出了一个看似与论坛主题不相关的话题——为什么要在顶尖科学家论坛上邀请数量庞大的、可能并没有什么“光环”的青年科学家参加。有趣的是，在后来的提问环节，很多人越过生命科学这一主题，直接就青年科学家的成长问题向莱维特请教。

　　“我观察到有很多对于年轻科学家的资金支持，似乎正在偏离正确的轨道。”莱维特说，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得到美国基金支持的科研人员的确展开了一些重要的研究，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科学家群体“遇到了一些障碍”，“看一下美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从1980到2015年的情况，科学家的平均年龄与日俱增，新鲜血液补充不够、基础科研受关注度不高。”

　　莱维特介绍，美国的学术研究机构在生命科学领域大致会支持两类科学家发展，一类是临床医生，但这批医生的薪酬主要以行医收入为主；另一类是基础研究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只做学术，很少从事教学、临床工作，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基金资助。

　　令人警醒的是，“基础研究型科学家”平均年龄相比临床医生科学家，正在逐年增长，“‘老’得更快，相比临床医生科学家，他们平均年龄增长了15岁。所以我们要问，青年科学家队伍是否跟得上。”莱维特发现，46岁以下科学家数量逐年减少，同时，他们获得的研究经费也越来越少，相反，拨款大多流向了那些年龄更大的科学家，“1980年代，拨款的一半是支持那些43岁左右的科学家；现在，五六十岁的科学家获得了很多的拨款。”

　　与此同时，莱维特发现，30-50岁是诺奖得主的“黄金期”，几乎所有获奖者的研究工作都是在这个年龄段实现的。

　　对青年科学家来说，研究经费不够还不是最大的问题，他们还面临着“独立性不够”的问题，“对我们年轻科学家来说，很多时候不要给他们过多的头衔和职位。有时，美国的很多协会会给他们过多的支持，我觉得这也是有伤害性的。”

　　莱维特强调，应该让年轻人有更“疯狂的想法”，而不是通过经费拨付来限制他们的学术独立性。

　　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分子医学研究院院长谭蔚泓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发现，诺奖得主一般都在30-40岁之间产生重大科研成果时，还有很多年轻人在40岁时还没有自己的独立实验室。“这极大地限制了这些年轻人充分发挥才华。”谭蔚泓说。

　　谭蔚泓在介绍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多参加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学者都在会议上提出了“学生在学校学习时间太长”这一观点，认为青年学子成为一个“独立学者”的过程有些太复杂了。

　　究其原因，谭蔚泓认为，一是现在获得科研成果的难度更大了；另外这也是一个体系问题。

　　“这不仅仅在中国存在，在美国也面临这个严峻的问题。我们现在鼓励年轻的科研人员，比如国内一些顶尖学校的青年教师，启用独立PI制。博士毕业到学校后，就可以创立自己的实验室。这样可以让年轻人尽早（独立）进入科研工作。”谭蔚泓说。

　　PI制在我国多翻译为首席科学家制度，是一种科研组织形式。这种科研组织形式主要是以首席科学家作为核心人物, 对人力物力资源进行分配, 并以科研经费作为基本条件, 遵循一定规则从而完成研究目标的科研组织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