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习仲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源自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悠久历史，也源自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文艺作品，以及创作这些作品的文化大家。

    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参加高考的人，年过花甲的忽培元，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从陕西省延安县川口公社插队知青一路成长为作家、国务院参事。因为生在延安、长在延安，让忽培元对延安这片土地一直有着极其深厚的情感，他的作品大多以延安为创作原型，因此有人称他是“红色”作家。

    2018年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间，忽培元接受了《中国青年作家报》记者专访，他回溯创作历程，和青年作家们聊一聊写作。

    记者：您何时爱上写作，是如何走上写作这条路的？

    忽培元：陕北的冬夜很漫长，母亲就爱给我们讲些故事。那时候，全家人睡在一个通铺大炕上，又没有电视，都是早早就钻到被窝里，所有的乐趣都源于母亲晚上讲的旧社会的故事。

    现在想来，母亲讲的故事并不是传奇，其实就是琐碎的人和事。文学严格说就是点点滴滴，琐琐碎碎。这里头写人的喜怒哀乐、人际关系，写人的命运。

    听母亲讲的故事，让我对文学有了朦朦胧胧的认知。真正爱上阅读是在五年级时，我们学校两个教室之间的过道突然被砌上了墙。那时候男孩子都淘气，就想知道里面有什么，我就趴到窗户上，看到里面放了好多书。我就像发现了“宝藏”，跟一个同学弄来砖头，每天都从窗户那爬进去看书。这是我一次最重要的阅读，矛盾文集、烈火金刚、平原游击队，还有各种现当代的小说全都是在那里头看的。

    后来，我在学校还遇到了一位启蒙语文老师。他像磁石一样，可以把你的注意力一下吸到文学上去，让人感觉到文学太好了。他会不断肯定学生，并告诉你哪一句写得好，哪个地方还可以再增加一点内容，哪里需要删去。从那时起，我爱上了阅读、写作，开始认真观察生活。

    记者：您曾经当过农民，也当过工人、大学生、教师、编辑和政府官员，青年时期的丰富经历对您之后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忽培元：那段时间的积淀太重要了，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作家下去体验生活，深入生活这种概念。你要是一个真实的生活者，而不是去观察、去体验，你要真实地泡在生活中。

    我生活在延安，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有很多老一辈革命家。从小我周围就有好多当过兵、参加过早期红军赤卫军的老农民、老党员，他们爱讲那些红色故事。我开始写东西时，就是写一些跟“红色”相关的农村生活，出过的很多书都是写那时候的人和事。此后的20多年，我一直在写红色题材，老一辈革命者的业绩是值得记录下来的。

    一个真实的生活者，才能对生活有更深刻更准确的把握和体验。党政工作和生活角色、社会角色，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生活者。在生活的过程中，我接触各种矛盾、解决各种矛盾，扮演各种角色，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不同的人和事物，这些可以让我的生活经历不断丰富。但你还得是个有心人，需要从艺术的角度上来看待生活，把生活中的琐碎讲述出来，重新提炼生活再升华成文学艺术作品。所以有人说，我白天的工作时间像是在体验生活，晚上的个人时间又变成了一个作家。

    年轻的时候，我没有能力把这些经历用准确的语言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但都积累在了我的脑袋里，我牢牢地记住了那些人和那些事物。到了五六十岁以后，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些东西想用最朴素的语言准确表达清楚，或许只有现在才能达到。

    记者：您的《乡村第一书记》即将发行，该书选点比较具有青年性。怎么想到去写这样一个青年的题材呢？

    忽培元：这本书就是想表达乡村振兴、扶贫攻坚，主要力量是当代青年。最能干事的时候，最有创造活力的时候，是青年时期。农村有没有希望，看青年愿不愿意回去，愿不愿坚守。所以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注意提倡引导青年回乡下乡，树立了不少青年典型——回乡青年。我希望这本书能引导有知识的青年坚守奋斗，更多人愿意回到家乡，回到农村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小说从艺术形式来讲，它是虚构艺术，但是它要求必须有生活的真实。主要的历史事件，主要的大的情节都是要合情合理，在大背景下去讲述。

    记者：艺术创造来源于生活，但怎么把它升华成文学作品？现实生活和文艺创作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您怎么看待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呢？

    忽培元：生活就像酿酒的原料一样，它需要时间、温度和酒曲的共同作用。酒曲就相当于人的才华，或者说是灵感，酿出好酒更需要沉淀一段时间和外界合适的温度。你有了生活的积累以后，要找到灵感，焕发起灵光爆破，使你产生创作的欲望，才能成就艺术。

    我记得上世纪70年代，吴冠中下放到农村去劳动。他就利用业余时间画画，画庄稼、画农民、画耕牛、画村落等。他画了以后让老百姓看，老百姓一开始说像，他感到很不满意。又画，画了老百姓一看说好，他还不满意。他接着又画，画到最后老百姓一看，狂笑。他认为这才是最高的境界。我的理解就是说不出来，但是能产生共鸣的东西。好作品让老百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才能是好作品。

    写作有点像画画。画画有三种境界，开始是画别人的画，临摹模仿；然后写生——画生活中的画；最后是画内心心灵里的画。真正的创作其实是最后一种，需要从内心中发散出来。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创作的灵感，写作的冲动，那灵感主要来源于什么？或者说您是如何找那个灵感的？

    忽培元：我认为写作是要靠生活体验，但担当和责任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是产生灵感的外在动力。例如，老百姓的生活需要反映，他们的诉求需要反映，当你有了这种责任感，你会发现帮他们“说话”比当大作家这一动力要大的多。

    青年首先要有担当，时代的担当。在这个时代，你有可能活得很好，也可能会不如人意，但它都是你生活的时代。你要热爱这个时代，要有社会责任感，当你真正有了担当，就有了压力，灵感也就逼出来了。

    记者：时代不同了，大家的阅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很多青年都是轻阅读，生活碎片化，这种情况下青年该如何去阅读和写作？

    忽培元：只要阅读，无论什么方式都可以。随着现代化脚步的加快，新时代的青年比我们成熟要早，他的视野很早就打开了。但新时代的青年也有一个弱点，少有故乡这一精神家园。他们需要自己的精神家园，去连接土地，找到生活的脐带。

    青年要通过阅读和写作，为新时代去发现、生产思想性、艺术性并重的作品，在生活里挖掘出能够引发思考的深层次内涵，引领自己的精神到更高的境界去，这才应该是青年阅读和写作的方式。

    记者：对于青年写作者，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忽培元：路遥曾跟我说，“模仿很重要，一定要有模仿这个拐棍。”模仿其实是一种借鉴，通过读名著、读成功的作品，能够让你站在巨人肩膀上。看人家怎么写的，这是一个学习过程，看人家路子比咱走的是不是更正、更宽一点。

    刚开始写作的青年写作者，不妨从借鉴模仿入手，但不要急功近利，要能沉下来、必须要接地气。除了各级作协每年组织的生活体验，更简单的方式就是多交朋友、多走亲戚，特别是要到广大农村走一走。青年只有把自己的生命和土地、和人民联系在一起，和一群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文学枝叶才能长出来，直到在文坛上长成一棵树，甚至一棵参天大树。